【《有线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人类历史上顶级规模,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全国人民齐心协力,经过8年持续奋斗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高校人才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北京大学贫穷的地方发展研究院的师生们尽显高校和知识型人才的社会责任担当,深入田间地头、进村入户、了解贫困户的状况,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本期新华网 《有话》邀请北京大学贫穷的地方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为我们讲述北京大学16年来助力“可持续脱贫”的故事。
北京大学贫穷的地方发展研究院成立于2005年,应该说是全国高校中成立的第一个以专门研究贫穷的地方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减贫的研究机构,我们的工作,主要围绕四大任务:第一,就是进村入户实地调研;第二,就是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策略论坛;第三,我们优选好的报告,集结成册,然后把它出版成一些著作; 第四,就是为国家,为政府当好智库。
从2005年到今年,实际上我们研究院已经走过了15、6年了,跑遍了目前我们的14个片区,跑到了200个县。所形成的报告,接近200份了。著作要算起来其实应该有四、五十本了。跑了这么多县,跑了这么多地方,有很多很多的真实的感受,也有很多很多真实的感慨,那今天就有话跟大家再来讲一讲。
自2000年起,我就投身于反贫困的研究和实践中,已经20多年了。在这个工作中有很多心得体会。首先我还是从一个小故事开始。
1993年,我跟随导师厉以宁老师从事可持续发展下的环境核算研究。有一次,我们去一个乡下考察,走在一个山坳里,一个土房子前面摆了一个铁皮桶的炉子,那是一个典型的炼锌炉。门前有一位老太太,她守着这个炉子。乡镇干部就上去和这个老太太说:“老人家,这个小炼锌炉现在是不允许的,这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大。”但是这样一个时间段,老太太的一句话对我触动非常大。她护着那个炉子,对乡镇干部以及我们说:“我能不能把这个炉子搬进屋里炼,这样就只污染我们自己而不污染别人。”
其实在我们调研过程中和很多贫穷的地方的干部、领导在座谈的时候,同样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当地的领导和干部经常跟我们说:“专家们,我们所处的地方其实就是资源很丰富的富集地区。但是,我们大家常常碰到一个问题是守着金饭碗没有饭吃,或者是要饭吃。”这一句话,实际上同样和这个老太太那一句话一样对我们触动很大。我们大家常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是,怎么个吃法?怎么既保护了我们的生态,同时又让我们的一方老百姓有饭吃、有发展?那就要讲究吃法、讲究吃相、要科学地吃。
2005年我们终于有条件,成立了专门研究贫穷的地方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性减贫的研究机构,也就是北京大学贫穷的地方发展研究院。我们调研的目的地首选定位就是在全国最贫困、最困难的地区。
以定西地区为例,十多年前,我们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发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水的问题。它的农作物长势非常差,产量也是非常低的。因为缺水,老百姓非常穷;但是,因为缺水,又要买水。一个汽油桶装满一桶水,放在人力架子车上拉过来要卖七十块钱。水资源的匮乏,是制约我们当地老百姓发展和脱贫的一个关键。那么怎么样找到一个有效之路,我们在调研过程中猛地发现,有一项资源是可通过的。这个资源在当地是非常有优势和充沛的,当地老百姓说,我们定西别的没有,但是,有三宝:土豆、洋芋加马铃薯。实际上,都是一个土豆。我们在定西调研过程中,早上吃的是土豆,晚上吃的是土豆,中午吃的也是土豆。经过我们调研发现,定西地区种植土豆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缺水实际上对马铃薯的品质的形成,可能还不见得是一个坏事;特别是加上定西地区的光照充足,使得定西地区的土豆品质非常好、非常独特。
经过调研以及和当地干部群众的深入地交流和访谈,我们最后形成了一个发展的思路:通过产业扶贫的方式,全力发展土豆种植、土豆的后加工以及土豆的贸易,来推动定西的脱贫致富。把定西的土豆走向省外、走向全国,形成定西的一张名片。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2017年,定西土豆获得了全国地理标志品牌;2019年,获得全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称号;产值在2019年,已达到了189亿;农民人均产业收入达到了1500多元,占农民的纯收入的23%,为定西地区的脱贫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后来又到定西去调研,看到定西的土豆产业已经实现了由“救命薯”“温饱薯”到“脱贫薯”到“致富薯”的华丽蜕变。
另一个调研的目的地就是贵州毕节地区,我们大家都知道贵州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毕节地区和定西地区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特点,降雨量非常充沛,不缺水,但是,它缺一份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表要形成一公分的土层可能要经过上百上千年。但是,在这些地区降雨量是非常大的,一场大雨如果不注重保护,没有完善的植被系统,那么这一层土一夜之间就冲没了。贵州地区如何防止水土流失,在这个地区发展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作为贵州省扶贫的主战场,毕节地区在贵州又是深度贫穷的地方,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面积广、贫困的程度深。虽然发展经济先天不足,但是,换个角度我们也看到崇山峻岭、千岩万壑的自然阻隔,保留了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绿色生态,能够说是贵州叫得响的名片和品牌。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走绿色发展之路,成为贵州的初心。在这种情况下,1988年,毕节地区建立了扶贫开发和生态保护实验区,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五子登科模式:山顶戴帽子、山腰系带子、坡地铺毯子、大田种谷子、山下抓票子,也为我们生态扶贫和可持续减贫树立了一个典范。
近几年,我们又去毕节地区调研。我们得知在新的时代,毕节市因地制宜,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传统五子登科的这一个模式上又提出了新五子登科,为打赢最后的脱贫攻坚之战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也为我们下一步2020年后,后扶贫时代对标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乡村振兴实现两个一百年找到了一条有效之路。
这15、6年来,北京大学贫穷的地方发展研究院,在反贫困、脱贫攻坚这个工作中走过了一条奋发努力之路。当然,这一条路也是很艰辛的。高校是知识人才的聚集地,帮扶贫困群体和保护生态环境是高校和知识型人才的必然的社会职责担当。北京大学贫穷的地方发展研究院的师生牢记我们创始院长厉以宁老师的一句话:只问耕耘莫问收。不求名、不求利,克服了很多很难来想象的实际困难,带领全体师生深入田间地头、进村入户、了解贫困户的状况和诉求、建言献策,放弃休息时间。过年节假日时间,与村民一起喝杀年猪酒、跋涉万丈悬崖,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尽显高校和知识型人才的社会责任担当。
下一步北京大学贫穷的地方发展研究院,将会更加关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高质量生态扶贫,继续助力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实现。